纵览这些未成年人司法国际准则，无不以保护儿童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无不是对儿童权利保护的规定。

[44]我国的《商业银行法》、《民法通则》、《储蓄管理条例》、《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中涉及到的有关个人信息的规定与征信立法原则相冲突。例如，关于我国信用评级与征信的规范与管理，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信用评级协会筹备组以及地方政府、各行业协会、各地方税务局等机构分别制定规范，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管理，从而导致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方遵从不同的管理规范。

关于政府信用，根据我国基本财政制度安排以及我国《预算法》相关条款规定，除中央政府特殊的制度安排外，地方政府必须编制收支平衡预算，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和列赤字，也不能成为担保主体，即地方政府没有举债权。这种家族相似性，指出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更具体体现为两者制度具有的内在逻辑结构相似性要求，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结构应该具有与母体一样的制度刚性和固定不变的逻辑力量—法律生成与规定关系。第二，每一种规范的产生都只是其他一种规范行使权力的结果，除了那些未经本体系内任何一种规范授权的规范。【关键词】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担保合同中关于合同变更需经担保人同意的约定，对债权人转让债权没有约束力。

实际监管时，财政部门侧重于风险控制，而其他部门往往倾向于行业支持。通过制定征信业、信用评级的行业标准、质量标准、安全标准，增加信息的可靠性。最后，自然亲权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使未成年人在生活中能得到天然的保护，但是国家亲权这种拟制的亲权不但没有血缘的基础，反而以此有着更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对的确具有可责性的罪错未成年人处置的司法实践与其理想目标就会产生差距甚至背反。

儿童权利离不开国家亲权，未成年人司法也需要国家亲权，但是西方传统的国家亲权论在未成年人司法中应被批判地吸收：未成年人享有受特别保护的权利，每一位未成年人都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国家亲权转化为未成年人司法权，这种权力以未成年人司法为翼呵护着罪错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的权益。谁能想到，道德本身也需要界限，[6]国家亲权作为一种权力，特别是作为惩戒权和控制权，自身更不可能改变这种权力本性。国家负有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职责，国家有权力也有义务为未成年人利益而采取特别保护措施。

国家亲权是对自然亲权的超越，但它在未成年人司法中也是一种惩戒权。国家亲权是源于国家对未成年人的怜悯和恩赐吗？这显然是传统社会的权力观。

它对以国家亲权为指导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一些忽视和排斥儿童权利的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1][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73页。[12]可见，儿童权利是国家亲权的逻辑基础，促进和保障儿童权利是国家亲权的正当合理性所在，它们之间是价值与工具的关系。一个没有权利的社会是道德沦丧的社会。

国家亲权是对普通刑事司法的革命，但它在未成年人司法中仍是一种控制权。在这样的社会里，儿童最容易成为牺牲品，这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证明了的真理。[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方华文主编，于应机、余新丽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应以保护其权利为准则，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矫正机构与监狱类似，具有紧闭的门窗并有警察式的人员看守，未成年人拘留所成为各种困境未成年人（包括无人照管的、疏于管教的、逃学的和恶心难改的未成年人）的‘垃圾倾倒场，它只为警察、法官和缓刑官的工作提供方便而已，却不管案件的最终处置如何。由此可见，国家亲权论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悖论显而易见：一方面，国家亲权使国家积极采取了诸多特别措施，极大地维护了罪错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的权利。

美国的第一部《未成年人法院法》的全称《规范无人抚养、被遗弃和罪错儿童的处遇和控制》(ActtoRegulatetheTreatmentandControlofDepen-dent,NeglectedandDelinquentChildren)就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国家亲权标榜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为目标，但在客观上却存在着侵蚀未成年人权益的现象，国家亲权异化为国家侵权。

其次，强调国家亲权高于父母的亲权，即便未成年人的父母健在，但是如果其缺乏保护子女的能力以及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监护其子女职责的时候，国家可以超越父母的亲权而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保护。[15]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已被写入被誉为儿童权利大宪章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其悖论的根源在于其忽视了国家亲权的来源，缺乏抗衡的职责异化为职权，而直接以国家权力为逻辑起点，试图通过为权力贴上美好的道德标签进行自我内敛和改善，但在缺乏外力约束的情况下，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的扩张性和易腐性。英国学者迈克尔·弗里曼(MichealFreeman)对认为以更具有道德意义的爱、关怀、同情、利他主义的价值高于儿童权利，以此认为儿童权利多余，以此认为无须考虑儿童权利等观点都给予了批判，他认为这些观点或许在理想的道德社会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贫困、疾病、剥削和虐待仍肆虐全球，根本不存在理想社会，成人无法真正做到只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直接强调以国家亲权解决未成年人问题，忽视甚至排斥儿童权利，其实是否认未成年人为权利主体、只从形式上而并没从实质上改变未成年人的附属和被动地位的表现。这种权力不再仅仅是种判断权，更是种保护权和教育矫正权，它更注重权力结果的实质正义而超越其运行的形式正义，从而具有鲜明的主动性和倾向性。

另一方面，国家亲权却无视、排斥了诸多未成年人应有的权利，未成年人权益受到忽视和损害。因此，国家亲权理论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依据，未成年人司法的运行以国家亲权为理念指导。

这种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对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被誉为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英美司法制度最重大之进展(RoscoePound语)。这种亲权实质上已经转化为未成年人司法权，进而向普通刑事司法制度发起挑战，要求建立与自身相适应的司法制度，同时这种亲权的行政权性和新生性特点使其能更容易吸收与自身相契合的先进理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创制是国家亲权的必然逻辑。

这种亲权的行政权性特点是对普通刑事司法权的挑战，所以也必然会受到普通刑事司法权的排斥，甚至导致两者格格不入。在高声呼吁‘救救孩子的呐喊中，掩饰着侵犯儿童权利的漠视。

在管辖范围上，突破了只对犯罪行为管辖的界限，将身份罪(statusoffences)[3]和一般违法行为亦纳入其中，以使具有这些行为的未成年人免受外部不良环境的影响和侵害，对不良行为予以及时矫正，阻止其滑入犯罪的深渊。证明标准以优势证据取代排除合理怀疑标准。[4]ArnoldBbinder,GibertGeisandDicksonBruce,JuvenileDelinquency:Historical,cultural,LegalPerspectives,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88,P.235.[5]WilliamB.Waegel,DelinquencyandJuvenileControl:ASociologicalPerspective,Prentice-Hall,1989．转引自姚建龙：《超越刑事司法—美国未成年人司法史纲》，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许多外国学者将国家亲权理论奉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理论根基，我国的众多数学者也主张将其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的指导性理论。

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州明确废除了对其管辖，台湾和日本也对其作出了严格限制。更有学者尖锐指出，国家亲权哲学是伪善的，是披着保护主义的外衣，行社会控制之实。

【注释】[1]姚建龙：国家亲权理论与未成年人司法—以美国未成年人司法为中心的研究，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第92页。儿童权利不是成年人也不是国家所赋予的，而是一种生而享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权，是每个儿童应当享有的权利。

[8]Becker,Howard,Outsiders:StudiesintheSociologyofDeviance,NewYork:TheFreePress,1963,P.147.[9]伊丽莎白·S斯科特：《儿童期的法律建构》，载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等编《未成年人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3页。国家亲权理论吸收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个别化等犯罪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先进理论共同勾勒了完全独立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目标上，追求的不再只是惩罚犯罪以及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福利，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成为其首要目标。

儿童利益最大化离不开儿童权利，它意味着未成年人的每一项权利都应尽最大可能予以满足，儿童利益最大化就是儿童权利最大化，儿童权利最大化就是要对任何有可能忽视或是侵害儿童的理念和行为表示‘零度容忍。再者，严重刑事犯罪虽然在罪错未成年人案件中占很小的比例，但在这个依然存在严重问题的社会也是时有发生的。19世纪以前，国家亲权的对象是受疏忽未成年人，罪错未成年人不但被排斥在外，而且他们被视为小大人，应受到同成年人一样严厉甚至比其更严厉的惩罚。而国家亲权为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罪错案件的权力贴上了爱的标签，使这种权力的运作含有强烈的情感倾向。

所谓国家亲权，有学者总结如下：首先，认为国家居于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的地位，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并应当积极行使这一职责。如前所述，在未成年人司法中以未成年人司法权为表现形式的国家亲权在未成年人司法中具有浓重的行政性色彩，而如果司法权不能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同样不复存在……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集于一身，法官便有了压制别人的权力，[7]由此可见，国家亲权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有权力的人总是容易滥用权力，而且往往把权力用到极限才罢休。这一点对罪错未成年人来说更显重要，因为他们处于身心不成熟这一天然弱势和因罪错行为面临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的双重不利地位，他们更需要权利抗衡和救济的力量，使国家亲权保持为爱的力量而不发生异化。

英国学者米尔恩以关照儿童原则属于社会共同体普遍道德原则出发，认为儿童受照顾权是其主张的七项最低限度人权之一，并认为这一权利是七项人权中唯一一个无可选择的权利。在形式上，为了避免在名称上给未成年人带来伤害，以罪错或非行(delinquency)代替犯罪(crime)，以罪错未成年人(delinquent)代替罪犯(criminal)，以处遇或矫正(treatment)代替刑罚(penalty)，等等。